黄仁勋回怼一切质疑,《芯片战争》作者:他太虎了

  文适道

  这两天,“硅谷最委屈奖”一定要颁给黄仁勋。

  拿出傲人的第二季度财报后,英伟达居然华丽地跌了,跌幅最高达到 8.85%。

  首先是自身原因。一是,英伟达的毛利率相较前一季度有所下降,官方披露的主要原因是“低收益 Blackwell 材料的库存准备金和数据中心内新产品组合增加”,并称未来可能将持续受到影响。二是,英伟达下一代芯片 Blackwell 出现了“设计缺陷”,要延迟发货。X调查|英伟达进入多事之秋,为何我们依旧看好?

  但更关键的是,华尔街不再坚信英伟达。毕竟,面对沸沸扬扬的“AI 泡沫论”,“卖铲人”英伟达首当其冲,甚至被看作“思科 2.0”。

  不过,财报公布后,黄仁勋很快在彭博社的独家专访中回应了一切质疑。采访有点混乱,适道进行了筛选总结,内容不影响原意。

  明年定是丰收之年,从未想当云服务商

  关于 Blackwell 风波,主持人先抛出了阴谋论。

  主持人:市场对 Blackwell 很是期待,特别是大家希望看到更具体的细节。我正在浏览所有核心内容。在这份记录中,似乎非常清楚地表明,这是一个生产问题,而不是设计缺陷。然而,现实情况呢?具体来说,时间表延迟如何?对产品收入有何影响?

  黄仁勋:嗯,让我想想。我们进行了一次大规模调整,以改进 Blackwell 的良品率,现在我们正在全球范围内测试 Blackwell 系统。我们带人参观了已经部署并运行的 Blackwell 系统。你也可以在网上找到很多 Blackwell 系统的图片。我们已经开始了量产,第一批产品将在 Q4 交付,并将在此后逐步提高产量。Blackwell 的需求远远超于供给,尤其是在初期,因为需求太大了。但我们会提供大量供给,并在 Q4 开始提高产量。我们预计 Blackwell 在 Q4 和明年将带来数十亿美元的收入,并且明年一定是丰收的一年。

  除了大客户,英伟达都能从哪里看到钱?

  黄仁勋:确实,大规模数据中心客户占据了我们数据中心业务约 45% 的份额,但我们今天已经相对多元化了——覆盖了互联网服务提供商、主权 AI 项目以及各类工业、企业等多个关键领域。这些业务占据剩下的 55%。且加速计算还被广泛用于数据库管理、数据预处理与后处理、视频转码、科学模拟、计算机图形与图像处理等多个领域。大家用我们的产品是出于各种目的,生成式 AI 仅是其中之一。

  关于 AI 主权,英伟达要与各国合作。

  黄仁勋:这并不一定(是跟单一政府交易),会涉及全球范围的区域性 AI 基础设施建设,虽然他们有时是政府资助的。例如,日本、印度、加拿大、英国、法国、意大利、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国正在通过政府资助推进本土 AI 基础设施的发展。因为他们意识到自己国家的知识、数据资源也是一种自然资源和国家资源,需要转化为国家数字情报。这就是所谓的主权 AI。你可以想象,世界上几乎每个国家最终都会意识到这一点,并开始建设自己的 AI 基础设施。

  关于转型,英伟达说“我其实不想当云计算服务商”。

  主持人:你有没有打算成为云计算厂商?

  黄仁勋:(停顿)不。我们建 GPU 云(DGX Cloud),旨在成为每个主流云平台上最棒的英伟达云服务,这一战略大获成功。

  首先,我们专注自家,只做最棒的英伟达云。通过在 Azure、AWS 和 OCI 等平台内部构建 DGX Cloud,让我们确保自家的 GPU 优势最大化,能够提升 AI 基础设施的效率。

  其次,肥水不流外人田。英伟达在 DGX Cloud 开展前沿项目,如自动驾驶、通用机器人和 Omniverse,展示如何利用云服务推动技术进步。这些内部应用不仅验证了 DGX Cloud 的性能,还为英伟达提供了宝贵的使用数据,帮助进一步优化产品和服务。

  再次,做 AI 模型厂商的“台积电”。英伟达的 AI Foundry 服务是为缺乏资源的小企业提供专业的 AI 模型开发支持,将英伟达定位为 AI 领域的“代工厂”,满足各行业对定制化 AI 解决方案的需求。

  巴菲特“后继者”:卖出英伟达为时过早

  适道曾探讨过“为何看好英伟达”:

一是,即便 AI 存在泡沫,但距离破裂还有很长一段距离。 二是,现在的 GPU 还不管饱。比如 a16z 在囤了数千块 GPU 的基础上,计划将 GPU 集群规模扩大至超过 2 万块。又比如,比起训练市场,推理才是更大数量级的市场,更关键的是,它还未被真正开启。 三是,英伟达的护城河非常坚固,其所代表的通用结构时代正处于颠覆需求。

  当然,如果英伟达的强势议价权助推 AI 算力成本长期居高不下,进而抑制大范围创新,反噬也有可能出现。

  著名非典型价值投资者,“下一代巴菲特”之一的 Samantha McLemore 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她认为,AI 热潮不会重蹈互联网泡沫的覆辙,英伟达也不会是下一个思科。

  “我们在英伟达的市盈率约为 25 倍时买入,当时所有人都在担心英伟达盈利的可持续性,担心它是否会面临“盈利悬崖”,英伟达被拿来和 20 世纪 90 年代末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热潮过后的思科作对比。截至第二季度末,英伟达的市盈率为 47 倍,思科的市盈率在 150 倍见顶,我并不是说英伟达的市盈率也会达到这样的水平。

  英伟达股价的走势将取决于盈利能否继续增长,我认为短期内不会有太大风险: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的建设仍在进行中,META、微软和 Alphabet 计划明年继续增加资本支出,GPU 仍存在供应短缺的情况,尤其是英伟达今年晚些时候推出的 Blackwell 芯片。

  McLemore 认为,现在卖出英伟达为时过早。

  “如果说卖出的话,更多是从估值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一直在研究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英伟达一年来每个季度的业绩都超过了预期,企业 CEO 们希望拿出更多资金投资于人工智能,他们不愿意被甩在后面,我认为这一趋势不会很快结束。

  我们关注的是英伟达的长期增长速度。目前英伟达的营业利润率为 65%,在做预测时,我们的假设不是英伟达的营业利润率能够一直维持在这样的水平,而是 40% 左右,类似微软的营业利润率。黄仁勋的愿景是创建加速计算平台,这是计算的未来,英伟达的硬件、软件和开发人员是该公司的竞争优势,而且它具有保持这种优势的能力,如果英伟达股票每年的回报率为 10%,它就能跑赢大盘,但这将是一条波浪形的路径。

  截至目前,英伟达处于人工智能革命的最前沿,而且拿到了人工智能领域的大部分利润。从短期来看,科技和人工智能领域仍有很多基本面利好因素,我们需要持续观察最终会发生什么,不过,目前每个人都在追逐这些领域的公司。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现在卖出英伟达为时过早。”

  Chris Miller:不能仅像经济学家一样思考

  关于英伟达和黄仁勋,《芯片战争》作者 Chris Miller 提供了一些新鲜的观点。(福利:关注适道微信公众号并回复“芯片战争”即可获取《芯片战争:世界最关键技术的争夺战》)

  他的底层逻辑是:无论是洞悉公司成长,还是国际局势,你都不能仅像经济学家一样思考。

  因为经济学家将一切都看作效用函数,但它存在局限性。(P.S.效用函数用U=E(r)-0.5Aσ^2 表达,即量化“风险&收益”的工具。)

  Miller 分别举了两个例子——“商界大佬”黄仁勋;“政界大佬”普京。

  十年前,黄仁勋被华尔街警告后,依然“非常虎”地将钱投入到构建 CUDA 生态中。如今,整个云上 AI 需求要依赖 CUDA 生态,这已经成为英伟达的护城河。

  Miller 认为,对于公司创始人,如果你遵循纯粹的经济思维——关注股本回报率,股东价值最大化——你会错过很多真正驱动竞争,变身成功者的机会。

  又比如,普京。

  Miller 对普京的变化非常震惊:二十年前,普京刚上台时,以一个相对现代的俄罗斯领导者形象出现。他在改革税制,做着政治领导者应做的事情。那时,美国学者们讨论普京动机时,往往集中在经济上。一些经济学家曾说:“普京的主要驱动力难道不是金钱吗?”有很多例子证明普京及其好友很腐败,在黑海之滨建豪华宫殿。(狗头保命)

  但 Miller 逐渐发现,普京的动力不全是金钱。2022 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时,普京以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大帝的名义进行扩张。这表明“现代人”并不总是受现代冲动驱使。对权力、荣耀和控制权的渴望,想要凌驾于他人之上的欲望——无论好坏——在很多人的效用函数中都占据中心位置。这些冲动看似原始,在某种程度上存在于每个人心中。忽视它们的存在,可能会带来危险。

  Miller 认为,同理,各国政府也不会像经济学家那样思考。他们往往会最大化荣耀、领土、声誉或权力。有时,甚至仅仅是为了击败对手而一心争胜,正如那些伟大的企业家一样。推动国家和其中个体的动力,往往是无法量化。这些无法量化的因素,通常比那些严格的经济变量更为重要。

  有趣的是,黄仁勋在专访提到“AI 主权”;McLemore 在剩余采访中也提出对地缘政治的担忧,甚至认为这是“目前最大的投资风险”;Miller 同样将“大国冲突”列为目前被严重低估的风险。

  这些“核弹”会真正引爆吗?

  Miller 表示:正如谚语所言:“历史不会重复,但它经常押韵。”

  “最可怕的押韵”是 1914 年前的世界,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夜。同样是一个地缘政治紧张的时期,也是一个科技迅速发展的时代。例如,铁路促成了欧洲各帝国的形成。

  1800 年,欧洲帝国基本只统治沿海地区或小岛屿。例如英国只占据了加拿大的海岸线,一些加勒比海岛屿,以及印度沿海地区;1900 年,随着铁路快速发展,每一个欧洲帝国都深入到内陆地区,铁路技术也使非洲的殖民化成为现实。

  “相对积极的押韵”则发生在 1980 年代、1990 年代。当时,计算技术开始应用于各个领域,助推 1990 年代、2000 年代的生产力巨大提升。

  在 Miller 看来,我们当今时代有三个关键变化。

  首先,对先进计算技术的投入和应用的加速。AI 既是今年的热词,更是一个长期趋势。

  其次,地缘政治竞争的加剧。Miller 的态度相对悲观:“有些人安慰自己‘这是高影响、低概率的事件,预期成本不高。’如果你说今年的风险很低,那也许没错。但如果你将时间跨度拉长到下一个十年,并考虑到每年风险的复合增加,我觉得这些假设就不成立了。”

  最后,国际经济生活的政治化。在过去 20 到 30 年里,这一领域并不主要由政治因素驱动,而如今情况却完全不同。

  大家放轻松,或许仅仅是耸人听闻,毕竟历史学家可以是最好的说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