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上桌了,谁还需要电影人啊?

图片由 AI 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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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好中国电影故事这座高山,千难万阻,中国电影永垂不朽!”

  当叶宁在爱奇艺举办的电影主题论坛快结束时,喊出这样一句话的时候,还是有些令人恍惚。熟悉的论调、熟悉的人物,曾经密集听到这些,已经差不多是十年前。

  这一场被爱奇艺首席内容官王晓辉称之为压轴的主题论坛,到最后严重超时,现场观众稀稀拉拉走得差不多了,他本人一直在台下,与贾樟柯、鲍德熹、陈宇等诸位电影界的大咖撑到了散场最后一刻。

  “我们一直以来坚持着,没有放弃对电影的执着热爱,也搞赔了。”王晓辉在论坛致辞发言中调侃。爱奇艺是对院线电影有过不小的野心,现今除了官方背景的几大电影节之外,很少有商业平台公司大张旗鼓聚拢电影大咖,举办相关的论坛了。

  很多人都忽略了一个事实是,以圆桌主持人的方式短暂亮相的叶宁,也曾是行业的焦点人物。

  最近,“万达电影”在A股更名“儒意电影”,让人回想起,曾野心勃勃打造“东方迪士尼”玩家的名字,又消失了一个。当年叶宁正是万达电影的核心,是后者巅峰期的缔造者,为万达搭建了从制作、发行到放映全产业链,也从内容上创造了超百亿级票房。

  2016 年,叶宁的离去被外界视为万达电影由盛转衰的标志之一。后来,叶宁去了华谊,两年前,来到了爱奇艺,以高级副总裁的身份继续做电影。

  但电影产业呢,早已褪去了十年前那副欣欣向荣的光景。

  “不要慌!”王晓辉在几场主题演讲中反复说着,三个大字赫然打在了演讲 PPT 上。

图片来源:爱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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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慌?影视圈现在恐怕慌得很。

  “我们没有预料到,疫情过去之后,突然 AI 突飞猛进,进入到公众视野,进入到电影工业。这个跟我们行业息息相关。”贾樟柯在现场说。

  那 AI 圈呢?也很有意思,视频大模型公司的技术路线、模型参数和商业模式有差异,但都不约而同地将模型质量标准指向了一个关键词——电影级质感,中美皆是如此。

  但 AI 已然成为电影业各种矛盾交汇的火药桶。

   “贾樟柯之困”:群体创作不存在了

  据贾樟柯的观察,电影圈对 AI 的态度比较分化。

  一方面,如王晓辉所言的,是慌乱与紧张,进而有强烈抵制的现象,比如,好莱坞大制片厂联合抵制 Seedance。

  另一方面,是不以为然,这个世界总是会有新东西出现,电影本身光学、化学、精密机械共同进化的产物。

  国内“百亿票房俱乐部”(执导的电影累计票房超过 100 亿元)的导演们都还比较淡定,目前没有 AIGC 相关作品面世,也没有大范围公开抵制 AI。

  贾樟柯是大导演中率先尝试 AI 制片的。他最引人关注的作品,是在 2 月,以监制的身份,与豆包视频生成模型 Seedance 2.0 合作上线了 AI 贺岁短片《贾科长 Dance》。

AI 短片《贾樟柯 Dance》截图

AI 短片《贾樟柯 Dance》截图

  在这部实验性质的短片中,贾樟柯本人未出演,片中两个“贾樟柯”形象均由该 AI 模型生成,其中一个保留了明显的“AI 感”,另一个则高度仿真,还原了现实生活中的贾樟柯形象。通过两个“贾樟柯”的对话,影片探讨了 AI 与创作、技术与人性的关系。在这里,AI 既是生产工具,也是叙事主题。

  “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过,那么早拥抱 AI 技术的是贾樟柯。”知名编剧、导演,北京大学教授陈宇在圆桌上发出疑问。

  但这事发生在贾樟柯身上不奇怪。

  早年,贾樟柯以独立电影的姿态蜚声国际,让他成名的,1997 年至 2000 年期间,自编自导的《小武》《站台》,均是用胶片拍摄,这在当时毕竟是一项非常昂贵的行为。

  后来,贾樟柯开始用 DV 拍摄,是国内很早就投入了数字制片的导演之一。他还使用了包括阿莱 535 摄影机、16 毫米 mm 摄影机、5D 单反照相机、VR 摄影机在内的多种跨时代的器材。

  虽然这被视作是不固守胶片美学,但某种程度上也是成本控制下的无奈之举。他曾说过,“手边有什么条件就去做,表达才是第一位的。”

  至于 AI 创作,贾樟柯也有自己的困惑。

  这是他几十年的实拍经验、感受,与当前与 AI 合作的工作氛围、工作方式碰撞而带来的。

  这位出生于 1970 年的第六代导演,认为自己经历过最重要的产业变革,是从胶片到数字的转型。

  他曾亲眼见证过,那时候,很多工作岗位被淘汰。有非常多基层放映员,因为无法适应新的数字技术放映的要求,逐渐没有了工作。

  “该如何照顾到传统产业,特别是产业基层工作人员?”他说。

  AI 带来变化,更是难以预知。在贾樟柯看来,电影工业虽然经历了 130 多年演化,放映场所也从咖啡馆到了电影院,但无论是在胶片摄影还是数字摄影时代,工艺本身没有发生实质变化。

  标准的电影主创班底,有编剧、导演、摄影、录音、美术、道具、服装,包括台前演员,一直如此。电影是群体的创作。每一个工种,是电影工业生产链条上的一环,也是艺术表达核心参与者。

  “在现场,我们每个人都像群星一样在闪耀。演员在表演的时候,有突发的瞬间,有潜意识带动情绪的变化而带来的精彩表演;摄影师在运镜的过程中,也会跟随情况,有节奏的快慢;导演在场面调度分镜头的时候,会有突发的一些想象,所有的这些,都在增加电影的魔力。”贾樟柯感叹。

  当 AI 创作变成只是一两个人发出提示词指令的时候,人类交汇的灵感与星光会散落。“不要相信一个人的天才。一个人会有很多短板,会有很多自己无法发现的、进步的盲区。”这是这位被视为“作者导演”、独立影人的电影人的心得。

  无论是文学创作、美术创作还是电影创作,作为碳基生命,每个人都是带着生命体验和感受在进行,带着视觉、听觉等感官去接触世界,当进入到真实世界的时候,自身的体感是不一样的。同样一场雨,有人感叹,好雨知时节,有人会觉得,秋风秋雨愁煞人。

  贾樟柯是电影圈即兴创作的代表。到了拍摄现场,他会因为一场风雪,改变开拍前的预设。他认为,创作是处于一个情绪、激情和连续过程,那些闪亮的地方,有时候是意外,甚至是错误,是计划之外,造就了电影一个个闪光时刻,这在电影史上不胜枚举。

  AI 生产内容,能否也有这样的创作灵感交汇?

  “我不知道,但我想也许科学家会解决。”贾樟柯发出期待。

  上一次电影技术革命用了二十年

  AI 是电影工业面临的最大的一次技术变革——这是贾樟柯这类顶级导演,与叶宁这样的顶级制片人的一个共识。

  他们都想到了上一次大浪潮:胶片到数字的革命。

  贾樟柯回忆道,当年数字驱动拍摄的时候,很多人认为,数码摄影机的景深、色彩分辨率和自然感等都不如胶片,但到了今天,数码摄影是主流,所有的胶片想实现的基本上数码都能实现。

  电影从胶片到数字的转型,是一场持续了二十年的技术革命。

  最早与数字相关的电影可追溯到 1999 年,《星球大战前传1:幽灵的威胁》上映,首次大规模采用了数字放映。真正意义上的突破,是 2002 年的《星球大战前传2:克隆人的进攻》,这是第一部完全采用数字摄影机(索尼 HDC-F950)拍摄的好莱坞主流大片。

  2007 年,RED ONE 4K 数字电影摄影机面世,它凭借较低的成本(但仍需昂贵镜头等配件)和电影级画质,极大地推动了数字拍摄的普及。当年全球数字放映银幕占比约 15%,2009 年,这一比例已飙升至 32%。

  2013 年是数字制片的标志性节点,派拉蒙成为首家只发行数字格式电影的好莱坞大制片厂。当年生产的电影长片中,有高达 90% 已采用数字技术拍摄。

  数字制片赋予了后期制作前所未有的操控力,调色环节成为决定影片最终视觉风格的关键,也让调色师等新职位变得至关重要。

  正如当前不断涌现的 AI 导演新星,20 多年前,北影毕业的贾樟柯是数字拍摄的先锋。

  他是国内最早拿起 DV,探索新美学的导演。从《任逍遥》(2002)开始,到后来的《世界》(2004)《三峡好人》(2006)《无用》(2007)《二十四城记》(2008)等,均采用数字摄影。中间一个小插曲是,《三峡好人》名声大振后,为适应全球影院转制成胶片格式,还使得电影画质严重衰减。

  “AI 何尝不会有这样一个未来?”贾樟柯说。

  鲍德熹曾经的搭档,华人导演李安也是数字制片的先行者。作为成功操盘过商业大片的导演,李安转型更具实验性和颠覆性。他曾在《少年派的奇幻漂流》(2012)和《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2016)中大胆探索 3D、4K、120 帧等高规格数字技术。
《比利·林恩的中场战士》是电影数字技术的激进之作,电影沿用近百年的 24 帧/秒标准,一举提升至史无前例的 120 帧/秒,并搭配 4K、3D 技术,观众对高帧率的不适感,也引发了艺术与感知层面的巨大分歧。

  《比利·林恩的中场战士》是电影数字技术的激进之作,李安将电影沿用近百年的 24 帧/秒标准,一举提升至史无前例的 120 帧/秒,并搭配 4K、3D 技术,然而,观众对高帧率的不适感,也引发了艺术与感知层面的巨大分歧。图片来源:官方海报(中国大陆版)

  数字制片让电影类型从多元趋向集中,院线成为全球顶级资本的豪赌。

  表面上看,制作一个数字拷贝的成本(约 100 美元),远低于一个 35mm 胶片拷贝(约 2000 美元),数字拷贝通过硬盘或卫星传输,替代了沉重的胶片拷贝,在成本结构上让全球同步首映更加高效且经济。但实际上,它使得院线排片更愿意高度集中于少数特效大片,单个影片的边际效应更强。

  叶宁正是数字制片的受益者。

  高昂的胶片拷贝和放映成本,曾是国内影院线下扩张的最大瓶颈。2002 年,国家开始大力推动数字影院建设,提供资金补贴。

  正是这一年,叶宁加入万达集团,分管院线、影视、发行三块业务。2008 年,叶宁就任万达院线总经理。上任之后,他着手重塑万达院线的经营体系,坚持“在所有硬件的配备上做到最好”,将万达院线打造为全国第一家全数字化、采用 TMS 影院管理系统的影院。

  2010 年,他主导万达与全球领先的 3D 技术商 RealD 公司签约,一次性安装了 500 套 3D 设备,使万达院线成为中国最大的 3D 电影放映场所。万达院线也从一个商业地产的配套项目,发展为全球领先的影院运营商。

  2012 年,中国数字银幕突破 1 万块,完成了从胶片到数字的全面过渡。也是这一年,受益于数字化扩张的成功经验和业绩,叶宁全程参与了万达以 26 亿美元并购美国 AMC 院线的交易,并担任董事。

  亮眼履历背后,叶宁也有些困惑。

  在现场,他称,从业二十几年,经历过像 AI 变革的类似困惑,之前有两次。第一次是中国院线市场化改革,但成就了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电影市场;第二次是胶片到数字的变革,但承载了先进的数字化技术的表达。

  “这个时代对于 AI 的应用才刚刚开始。对于中国电影、世界电影,有可能是莫大的机会,但其中必然有一个过程。”叶宁说。

  前所未有的“游戏漏洞”,AIGC 导演另起一桌

  鲍德熹是 AIGC 电影的乐观派,也是激进派。

  “这是属于创作权的革命。”这位凭借《卧虎藏龙》(2000)斩获奥斯卡金像奖最佳摄影奖的老电影人谈到,“这是完全不同的时代。胶片时代,拍电影是贵族的活动,数字摄影机让普通人也能拍高清。AIGC 更进一步,演员、场景、道具的物理限制都打破了。”

  AIGC 的革命,不是让电影人跑得更快,而是直接改变了游戏规则。

  AIGC 让那些本来拍不起、试不起、赌不起的故事,有机会被讲出来。真正能够引发共鸣的内容,未必先来自成熟的工业体系。普通人没有受过完整的电影训练,也未必懂得怎么把故事拍成经典,但他们清楚,普通人在想什么,会被什么打动,他们自己就是观众的一部分。

  杨选以“AIGC 导演”的 title,与贾樟柯和鲍德熹同台对话,或许就是牌桌换了的一个信号。

  这个年轻人,半年前想不到会收获今天的成绩。当然,出生于 1989 年的杨选,也算不上年轻人了。

  他在电影圈初露头角以 AI 短片《逛三园》。去年 12 月,这部短片入选了第七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MiniMax 海螺 AI”我的人生电影”单元“人间故事家”,也让叶宁留意到了。

  让杨选全网爆红的,是今年清明期间上线的 AI 短片《纸手机》。这部 3 天用 AI 搓出来 5 分钟写实短片,全网收获了过亿播放量。

  《纸手机》在情感上处理高级,沉默中的情感张力、中国式含蓄悲伤的表达方式等撬动了群体共情,更进一步引发讨论的是,全片无真人参演,影片中演员的皮肤纹理、场景的光影层次、市井街巷的烟火氛围,高度逼近真人实拍效果。
AI 短片《纸手机》创作资产界面截图,图片来源:可灵 AI

AI 短片《纸手机》创作资产界面截图,图片来源:可灵 AI

  杨选是这部短片的编剧,他能感受到市场对 AI 作品的水温变化。去年六七月,很多人还在抵触 AI 作品,到了年底,很多人已经在评论区开始分享感受,今年的《纸手机》,收到的评论基本上是正面的。

  杨选是资深影迷,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做过艺术评论,因为热爱影视行业开始拍广告,杨德昌是他最喜欢的导演。

  他很早就意识到电影制作是一场遥不可及的梦。在一次采访中,他说,“这是一个很高的金字塔,没有资源是不可能进去的。当年我进广告行业就是想通过拍摄小短片,满足一下不可能实现的电影梦。”

  视频大模型的迭代,让杨选有了靠近金字塔的机会。

  能否挤进电影圈,还有很多创作表达之外的障碍。这扇大门的准入规则,没有且无法明码标价,规则本身就是权力与资本的游戏。有时候,入门的关键不在门本身,而在于有没有人愿意为你推门。毕竟,青年导演的市场不确定性,与资本要求的可控风险往往相悖。

  但至少,被看见,是第一步。

  与其说 AI 给电影带来了革命性的创作提效,不如说,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游戏规则漏洞,它给了青年导演上桌的机会。对电影有梦想的普通人,再也不用苦哈哈地等着电影节评委的认可来收获名声,等着创投评委的点头来拿钱,以及前辈导演的背书来做信任标签。

  至于整个电影产业?更值得思考的可能是,AI 革命是否会如数字革命持续 20 年?资本助推了 AI 大繁荣,但它还会继续等吗?在这一次的电影技术革命浪潮之中,谁又会成为下一个随着胶片时代消亡而倒下的柯达?(作者|李程程,编辑|杨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