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脱欧重塑了三位欧洲科学家的职业轨迹，从身份焦虑到协作受限，他们在变局中寻找新方向。
2016 年夏天，英国公投决定离开欧盟的那一刻，Niek Buurma 站在卡迪夫的街头，感到一阵陌生。他从荷兰来到英国已有 14 年，早已把这里当作家。妻子是法国人，两个孩子在英国出生，家里回荡着荷兰语、法语和英语的交织。可那一夜，他却不敢在街上用荷兰语和孩子们说话。“万一被人听见，觉得我们这些欧盟移民不受欢迎呢？”他心想。作为卡迪夫大学的物理有机化学家，他担心脱欧会让英国的科研环境蒙上阴影，动摇他苦心经营的事业。
正式脱欧前的几年，Diana Passaro 在伦敦的实验室里忙碌着。她从意大利来到英国，2015 年在 Francis Crick 研究所做博士后，研究白血病。伦敦对她和丈夫(一位计算神经科学家)来说，是机会的沃土。可公投结果像冷水泼来，她怀着孕，焦虑于非英国身份可能带来的麻烦：买房贷款会不会更难？孩子未来能否留在这片出生地？更让她不安的是，脱欧可能掐断她申请欧盟资助的通道，限制她的职业腾飞。到了 2019 年，她选择逃离，带着梦想回到巴黎，在 Cochin 研究所建起一支国际化团队。
与此同时，Sergi Castellano 却逆流而上。2017 年，他从德国莱比锡的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来到伦敦大学学院，研究基因组学如何改善儿童罕见病的诊断。刚从西班牙和美国辗转过来的他，本以为英国兼具美国的创业活力和欧洲的公共福利，是科学的乐土。可脱欧的决定让他困惑：“这就像一架飞得正高的飞机，自己拆了螺旋桨。”尽管如此，他还是选择留下，寄希望于英国能重塑与欧盟的科研纽带。
五年过去了，脱欧的涟漪仍在三位科学家的生活中荡漾。Buurma 还记得，过去每年他都能通过欧盟的 Erasmus+ 项目迎来一两名法国学生，实验室里满是新鲜想法。2020 年英国退出后，这条纽带断了。他想念在荷兰度假时顺便去朋友实验室聊项目的日子，如今哪怕是短期合作，也得先填一堆文件。新合作的门槛高了，申请博士生的池子也小了。去年，他为一个博士名额连发三次招聘广告，愣是没找到合适的人选。“以前，欧盟 27 国的才俊都能来试试，”他叹道，“现在只能优先考虑英国本地人，签证是个大麻烦。”
Passaro 在巴黎的日子过得充实。她的实验室汇集了来自法国、意大利、非洲、巴西和爱尔兰的成员，多元的碰撞让研究更有火花。她庆幸自己抓住了“逃生通道”，可丈夫的经历却让她有些愧疚。在伦敦，他的多学科背景是优势，可巴黎的学术圈更封闭，他最终离开高校，转行到一家科技公司做神经科学家。“如果没有脱欧，我们可能还留在伦敦，”Passaro 说，“一切都会不同。”
Castellano 则在英国看到了新的曙光。他的研究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而英国在这一领域的开放政策让他受益匪浅。相比欧盟冗长的立法，英国的初创公司和资助机会让他觉得“这架飞机又开始起飞了”。可他也清楚，脱欧的代价不容忽视。许多英国高校曾仰赖欧盟的 Horizon Europe 计划，如今却断了线。“科学像是慢跑，脱欧多放了几个障碍，”他说，“你能跨过去，但得花更多力气。”
Buurma 的担忧更长远。他害怕英国与欧盟的科研联系会像温水煮青蛙，慢慢冷却。如果未来英国退出更多欧洲资助计划，年轻一代科学家可能失去更广阔的舞台。他回忆起公投前的沉默，懊悔自己没站出来多说几句。脱欧后，他加入了伦敦的荷兰学术网络，和其他移民科学家一起成立 CONNECTS-UK 项目，向欧盟和英国议员诉说科研者的心声。比如威尔士这样的地区，过去能从欧盟拿到发展资助，现在却只能靠自己。
三位科学家，三个不同的选择，却有着相似的感慨：脱欧像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吹乱了他们精心规划的轨迹。Buurma 学会了在英国扎根，Passaro 在巴黎重启，Castellano 则在变局中寻找机会。五年后的今天，他们依然在实验室里追逐答案，只是偶尔会抬头，想起那个曾让欧洲科学家自由流动的旧时光。
